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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豈之:孔子儒學的價值理念與精神追求

信息來源: 作者: 發布日期:2014-12-03 17:02:27 點擊:

中國的古代文化,歷來重視“會通”之學,講“和而不同”,這是一個優秀的傳統。

(此文為張豈之教授在21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維也納第八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尊敬的大會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學者和嘉賓:

21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到今天已經舉行了八次,這充分說明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并且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的身體力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中歐文化的過去與未來,這是一個內涵豐富、意義重大的主題。中國的古代文化,歷來重視“會通”之學,講“和而不同”,這是一個優秀的傳統。

另外我要說的是,今年恰逢孔子誕辰2565年,我就以《孔子儒學的價值理念與精神追求》為題,奉獻給這次會議,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正。

一個人的思想和人格,在歷史上能流傳2500多年,而且到今天還具有巨大的能量,這個歷史現象值得我們深思。我自己的理解,這是因為孔子為中國人樹立了一種正確的價值理想和精神追求。這是儒學對中華文化的重大貢獻。

以下我將分為五個問題加以概括說明。

第一,孔子的理想與實踐,是用教育與文化去改造社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西周宗法禮制已經變形,出現搖搖欲墜的局面。孔子在感情上不認同這樣的變化,但是他以實際行動沖破了宗法禮制傳統,辦起了“私學”(用私學代替西周時的官學),倡導“有教無類”。由此可見,孔子在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階段,選定了用教育和文化去改造社會的道路。這是非常具有遠見卓識的。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前770-前221年)產生了許多思想學派,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邏輯學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號稱“百家爭鳴”,后來的中華文化都可以從諸子百家中找到文化傳承的基因,但儒家學派最注重教育,因而流傳久遠。

孔子思想的核心哲學概念,是仁義道德的“仁”。孔子在對“仁”的解釋中 ,提出了“忠恕之道”是孔子價值理念的集中體現。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準則并非高不可攀,人們經過努力,是可以達到的。第二,人際關系并非只有“自己”這個主體,應同時兼顧到客體,即“他人”;第三,忠恕之道平實深刻,便于篤行。
孔子的道德觀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這個基礎,孔子稱之為“中庸”。“中庸”反映出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特色,將道德規范與認識論密切結合,力求避免“過”與“不及”。“這是中國儒學追求的精神境界。

第二,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觀的理論意義。

孔子與儒學在文化方面的價值觀,是主張“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演化出中國文化博采眾家之長的文化會通精神。

在儒學影響下,中國傳統文化講求“會通”,例如,在西漢時寫定的中醫藥學經典《黃帝內經》,對諸子百家不抱門戶之見,凡有可取之處都加以吸取。其中有儒家,有墨家,有道家的觀點,還有法家的若干見解。名家、兵家,甚至陰陽五行學說中的某些成分也被吸納。《黃帝內經》博采眾家之長,因而奠定了與中華兒女繁衍發展密切相關的中醫藥學的堅實理論基礎。

“和而不同”文化觀的第二個特點,表現在荀子(前298-前238年)關于天人之學的基本論點。荀子本著孔子的思路,贊成“和”而否定“同”,寫出了名篇《天論》,把“和而不同”的道理闡發得深刻而清晰。

“天人之學”滲透于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從天文歷算、中醫藥學、古地理學、古建筑學中均可看到它的思想影響。西漢時大史學家司馬遷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在他看來,只有研究天人之間的關系,才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天人之學表現出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和西方不同。古希臘哲學是從探討自然開始的,前蘇格拉底的希臘哲學家包括米利都學派(Miletus,約前6世紀產生)、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約前580-前500)、愛利亞學派(Eleatie 約前6世紀產生)、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前535-約前475)等,對自然現象及其形成的原因進行研究,一般都留下一篇《論自然》的作品。到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前514—?),他區分了感覺和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本質和表象、真理和意見,由此,希臘哲學的抽象思辨能力大大提升,這是西方哲學最高命題即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的起點。在西方,后來也沒有像中國哲學那樣探討天人關系。到20世紀中葉,西方思想家由于生態壞境危機,才開始注意中國古代天人之學的理論及其實踐意義。

第三,儒家的“民本”觀與“憂患”意識。

孔子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西周禮樂文明。

在孔子思想中,“民本”體現在如何對待“民”這個重大問題上。孔子的社會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把有利于“民”而解除他們患難的行動稱之為“圣”,認為像堯、舜這樣的“圣王”也沒有達到。孟子發揮這種思想,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如果君主不行仁義,殘害百姓,就不成其為君,雖然他還占據著君位,人民將其推翻,就是合理的。

當中國歷史演變至十七世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年)等人,進一步發揮了這樣的思想。

我們還要談到儒家的“憂患”意識。憂樂觀實際是價值觀。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在孔子看來,國家的憂患不在于經濟實力是否充實,人力資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對這些財物的占有和處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會安寧有序;他強調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對于執政者來說,要求他們端正、公正。后來,中國古代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著孔子的這個思路去看社會問題的。

第四,中華文化傳承與儒家經學。

《詩》、《書》、《禮》、《易》、《春秋》是孔子思想產生的文化源頭,也是他創立儒學所依據的思想資料。孔子對這些西周的古文獻都做過深入研究,并在傳承中有創造,賦予這些文獻以新的生命力。從孔子開始,經過儒家學者自身對古文獻整理研究經驗的總結,產生了儒家特殊的經學詮釋方法。

儒學經書從“五經”發展到“十三經”,反映了中國社會演進的需要,也是中華文化傳承的展示。社會各個階層都可從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價值觀和文化要素。總體來看,儒家經書既維護社會尊卑貴賤的分野,又引導人們遵守道德規范,對君子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立志修養過程都有詳細論述,說《十三經》是中華中古時期的文化百科全書,并不為過。這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

經學在十七世紀傳入歐洲,西方人對經學的研究,值得我們重視。

第五,從佛教儒學化看中華文化強勁的生命力。

中華文化不是封閉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由于她具有開放的特色。這一方面表現為中國境內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創造。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以后,中國僧人玄奘(602—664年)為尋求佛教梵本,解答佛法中的疑難,不畏旅途艱苦,遠赴印度取經,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寫下“舍身求法”的光輝篇章。

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中國,至三國、兩晉,到隋唐時期,佛教傳入已有七八百年,佛教儒學化終于實現,主要表現在佛性與儒家心性說結合。出世并不反對經世。佛教偈語與語錄并用,等等。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唐朝安史之亂后,文人學士們在堅守儒學理論和社會政治思想的同時,廣泛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充實自己的理論體系。宋代,佛教思想對學術的影響更加顯著。從中國思想史來看,宋代理學家們都受佛教、道教的影響,這使他們的思想更加開闊,理論更加深邃;在價值觀和人生境界的精神追求上又有所提升。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文化交流對文化發展的重要促進作用。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5000多年沒有中斷過,其中積淀著民族智慧、民族價值尺度、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構成中華文化的整體,即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儒學是中華歷史的產物,不可能沒有歷史的某些局限;但這些并不影響它成為中華民族豐富深刻的精神財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與和諧世界,要有包括儒學在內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作為精神的根基,我們有責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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